文汇报|唐小兵:哈佛吴宓的朋友圈

日期:2020-05-01编辑作者:星座

  友朋学问日进,而自身几无寸功,吴宓自然就容易滋生沮丧愧疚之心情。不过这是吴宓在哈佛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内部比较时所形成的自伤自哀情绪,所谓同辈如群星璀璨,而自己却才疏学浅,心志不坚,邪魔杂念缠身,安身立命无所寄托。而当他在日记里写到纽约的中国留学生群体时,则自身属于波士顿或者哈佛留学生群体的一种自我肯定以及对纽约留学生的鄙视就遮掩不住地显露出来。一言以蔽之,在吴宓的笔触之中,剑桥才是追求真知、潜心读书之所在。

  1917年夏,留学美国七年的胡适回到中国,任教于北京大学,曾与章太炎同在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演讲。他那天特意用英文朗诵了荷马的诗句:“Youshallseethedifferencenowthatwearebackagain。”这句话在其早年日记里也曾多次出现。胡适自己将之翻译成:“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留学生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至深且远。时人及后人对留学生的褒贬不一,爱之誉为天神,恨之贬得一无是处。比如曾经游学日本、欧美十余年的陈寅恪先生在1932年拒绝参加九一八事变后的国难会议(可列名)时说过一段话:“中国近年集会结社之风盛行,尤以留美学生为甚。互相攀援,为害于国家与人民者殊烈。间有少数,初发起者均甚好,及其发展,分子复杂,君子渐为小人所取代,最后将此会社变坏。结社之首要,在于有共同的崇高理想。有此精神,始能团结巩固,成就事业,造福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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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陈先生说起这段话的时候,是否会想起十余年前他在哈佛留学的那种自由松散却交往频繁的共同体生活?相对于留学史对纽约留学生群体、留日学生的研究,对于晚清民国在波士顿留学的这个中国学生群体的研究相对薄弱,但若我们回首100年前的那一群风云际会而聚集在哈佛的这些中国学子时,不由得不产生天才为何总是成群地来的感慨。吴宓在日记里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团体“七星诗社”来命名他穿梭其中的这个学术和文化共同体(指当时在哈佛留学的陈寅恪、汤用彤、俞大维、张鑫海、楼光来、顾泰来及吴宓),也真可谓名副其实,虽然从当时的情景来看有点前引胡适诗句里的天纵英才之自况味。这还不包括在其前后的赵元任、梅光迪、竺可桢、林语堂、梁实秋等人。从吴宓日记可见,这群新文化运动前后来到哈佛的中国留学生,真可谓群星璀璨,光彩夺目。他们常常在吴宓和汤用彤居住的学生宿舍威尔德楼(WeldHall)51号房间聚会漫谈,吴宓也时常去陈寅恪居住的神学楼(DivinityHall)谈学论道。他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陈寅恪早年纵论中西文化伦理之别的思想,也常常一同去查尔斯河边漫步,步行去波士顿逛旧书店,以至于陈寅恪、汤用彤对旧书的行情了若指掌,并规劝吴宓尽可能多购英文书籍以备归国后教研之需。逛书店、漫谈之后,这群中国学生也常常去波士顿唐人街的醉香楼聚餐。吴宓好学,且对新结识的陈寅恪、汤用彤十分推崇,请陈教其梵文,而汤教其佛学,真可谓平生风义兼师友,一生知己相守望。多年后,当在哈佛担任中文教席的赵元任答应张彭春回清华办研究院,而推荐其时已经去柏林留学的陈寅恪来接任时,陈寅恪在回信中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一代宗师,如此幽默!

陈寅恪致Lanman(兰曼教授)的明信片(1921年7月7日)正面,画面中的这座哈佛大学的讲堂目前的名字是LowellHall。图片除注明外,均藏哈佛大学档案馆,由林伟提供

  当时陈寅恪、汤用彤、吴宓、俞大维、梅光迪等中国学子在哈佛虽然是绝对的少数,但学业成绩却非常优秀,以至于1921年2月17日,兰曼教授给当时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罗威尔(AbbottLawrenceLowell)写信提及陈寅恪:“我目前有两名格外优秀的学生——来自上海的陈(寅恪),以及来自‘北都’(或者大家所知的北京)的汤用彤。他们对我十分有启发,我衷心希望我们能有更多这样精神高尚而且抱负不凡的人——来充实我们本国的大批学生。我深信,他们二人将会引领未来之发展,并对中国的前途产生影响。”陈寅恪的表兄俞大维在哈佛发现了研习梵文、巴利文的印度语文学教授兰曼,并介绍给陈寅恪、汤用彤等,而学衡派的主将梅光迪则在哈佛发现了对中国古典心怀敬意的美国新人文主义领袖白璧德,并推荐给了吴宓,吴宓又将他一见如故极为尊崇的白璧德教授介绍给了陈寅恪和汤用彤。后来林语堂、梁实秋等新文学代表人物也结识了白璧德,同样深受影响。这些哈佛的名教授对这群勤奋而有天分的中国学子刮目相看,关怀备至。1920年初波士顿流行性感冒肆虐,竺可桢、吴宓、陈寅恪相继病倒住院。兰曼教授多次去医院探访,并且又费了很多周折找到已出院的陈寅恪之住所探视。冰天雪地里的寻访,惺惺相惜的牵挂,师生情谊,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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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曼教授也曾在给留美学生监督严恩楢的信件中写道:“我时常希望我现在为来自远东的学生所做的事情,也可能(小规模)成为你们勇敢的取经者事业的一种延续。陈先生(指陈寅恪,引者注)掌握的梵文和巴利文知识将会给予他一种不同寻常的能力,让他在20世纪得以继续卓越的法显(FaHien)在五世纪时曾经做过的事情。我深信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必将忠实地将所学知识造福于他的祖国。”哈佛白璧德教授对中国这群弟子的影响与厚望更是众所皆知。吴宓在1920年1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白璧德对他的嘱托:“巴师谓中国圣贤之哲理,以及文艺美术等,西人尚未得知涯略;是非中国之人自为研究,而以英文著述之不可。今中国国粹日益沦亡,此后求通知中国文章哲理之人,在中国亦不可得。是非乘时发大愿力,专研究中国之学,俾译述以行远传后,无他道。此其功,实较之精通西学为尤巨。巴师甚以此望之宓等焉。”这些后来成为学衡派主将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以“中国文化托命者”自居,未尝没有当年留学哈佛时白璧德等教授的影响,而陈寅恪、汤用彤则更是以其之后浩瀚精深的学问,融合古今,会化中西,在不同的知识和学术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专研留美学生史的林伟兄的勘探,哈佛大学中文教席的设立和哈佛燕京学社的创建,其背后都离不开哈佛的兰曼教授和伍兹教授的推动,而两位研究梵文等冷僻学问的名学者之所以对中国研究和中国文化有如此强烈而真诚的兴趣,则离不开他们所认识的中国留学生赵元任、俞大维、陈寅恪、汤用彤等给与的深刻印象。可以说,这群天才般群星璀璨的中国学生,以自身的好学、聪敏、卓见和高洁的品行赢得了哈佛教授的高度认可,进而也从深层次地推动了中美文化之间的信任与交流。

今日哈佛校园唐小兵摄

  吴宓在1919年12月29日的日记里曾写道:“近宓常有此感,但惜宓于诸学之藩篱,尚未尽涉耳。留美同人,大都志趣卑近,但求功名与温饱;而其治学,亦漫无宗旨,杂取浮摭。乃高明出群之士,如陈君寅恪之梵文,汤君锡予之佛学,张君鑫海之西洋文学,俞君大维之名学,洪君深之戏,则皆各有所专注。”哈佛的这个群星闪耀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大都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世家,且志怀远大,不拘小节。另外必须指出的是,他们先后抵达剑桥市时,哈佛大学刚经历了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长达四十年的改革,将哈佛从一个地方性的学院转型为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其后的A·劳伦斯·洛威尔继续引领该校的跨越式发展(1909-1933)。正可谓生不逢时(时值乱世),学其时矣(学于哈佛繁盛之时),并且风云际会,相互砥砺,彼此促进,援引名师,学有所宗,最终成就了近代中国留学史上的哈佛时刻。

  100年前,1918年的9月11日的下午,正值美国东北部的历史文化名城波士顿最美的秋天,一位来自中国的青年吴宓悄然抵达剑桥,开始了他在哈佛大学为期四年的留学生活。这是一个看上去极为平淡无奇的秋日午后,落英缤纷的街道安静得让人神定气闲,一战即将结束,世人正从战时的情绪缓慢调整到日常的节奏之中。但藉由吴宓当年留下的日记所呈现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却可以发现,以吴宓为参与者和见证者的这一群一战前后聚集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赵元任、梅光迪、竺可桢、李济、陈寅恪、汤用彤、张鑫海、林语堂、楼光来、顾泰来等,如此不同凡响,用群星闪耀来描述也不为过。纵览近代中国的留学史,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代“文化贵族”(吴宓语),让人不得不感慨“天才为何总是成群地来”。

  这群中国留学生无论是其时学业成绩之优异,以及之后对中国学术、文化、教育和社会之巨大贡献,都无愧于“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群知识人的大多数不以区分中西为心魔,亦不以新旧贴标签,养世界之眼光,涵广阔之态度,可谓形成了一种超越古今中西左右新旧之争的“古典的现代性”之态度,这或许也是哈佛对20世纪中国文化最深远也最珍贵的馈赠吧! 百年留学潮流,至今波涛浩瀚,可谓一个世纪的家国情怀,起伏跌宕,万千心事谁诉?而值这群留学生在哈佛留学百年之际,述往学,访遗踪,追怀往事,汲取心志,不亦其时乎?!

  吴宓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怪才,是一个典型的矛盾体,自身的存在充满了悖论,他所向往的人格往往是其极度匮乏的,他反对的行为方式往往又是他一边抱怨一边在实践的。他在哈佛的岁月是在梅光迪、陈寅恪和汤用彤的巨大阴影(并无贬义)之下度过的,后者的学识、德性与才华让吴宓赞叹和歆羡不已。或许正因为此,吴宓的一生都只能扮演一个高端学术的鉴赏者、一流学者的知己和引荐人(比如力荐陈寅恪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而无从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即使是他一生迷恋的古体诗词,也被胡适在日记里骂为“烂诗”。可是我们却不能轻易地指责吴宓是一个知行分裂的两面人,他又是一个软弱而倔强的性情中人,从其之后的人生历程来看,吴宓几乎从未屈服于外在的压迫和思想规训,他与陈寅恪仿若那个时代的双子星座,虽然微弱而摇曳不定,却毕竟给了后世治史者些微的光亮。尤有进者,众所周知,同龄人甚至同代人之间最难相处,尤其是处身于同一个领域而都需要崭露头角的知识人。自认为新人文主义精神领袖白璧德中国传人的吴宓诚然一生对新文化派如胡适等人心怀不满,语近谩骂,但对于他在哈佛往来最多的学者如陈寅恪、汤用彤等,却是心悦诚服、一生不变的,敬重前辈或激赏后学都不难,难的是对于同代人中才华横溢或学术出众者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欣赏,并且毫不难为情地求教,或者毫不吝啬地援助。吴宓虽然没有多少思想学术的原创性和文学的才华,但其一生将记日记当作人生事业来坚持,巨细靡遗地记录了他所栖身的20世纪中国知识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并且以其实际行为践履了他最欣赏的陈寅恪推崇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一价值准则。仅此一端,也足以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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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小兵

陈寅恪在哈佛的成绩单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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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潇岚

陈寅恪学生照

彩世界 ,  在波士顿郊区剑桥的寒冬午后,轻轻打开吴宓写于100年前的留学日记,读着这些或长或短的字句,以及在字里行间跃动的生命体验与纷繁思绪,仿若跟随一个从遥远中国走出来的青年知识人在波士顿城区和哈佛校园步履匆匆,重新经历了他在哈佛的生活与思想,由此也可以管窥聚集在波士顿的这个独特留学生群体的历史面相。这真是一次奇幻的历史文化之旅。从吴宓日记来看,他所穿梭其中的这个留学生群体大都术业有专攻,有各自的学习和研究特长,并且能够沉浸其中。吴宓伸展出他的敏感而细腻的触角,从这些同辈人中汲取新知和人格的力量。陈寅恪是1919年1月29日抵达哈佛所在的剑桥的,未几,就经由其表弟俞大维认识了先前到此地的吴宓,两人可谓一见如故,后成为终生挚友。3月2日,吴宓在哈佛中国学生会演讲《红楼梦新谈》,陈寅恪赠诗一首《〈红楼梦新谈〉题辞》:“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自此以后,陈寅恪在吴宓的哈佛日记里频频出现。同年,3月26日,吴宓在日记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无论是学术还是人格,陈寅恪都成为了吴宓景仰的对象,从这简短的语句可见吴宓人生得一知己的难以自禁的欢愉与兴奋。就连吴宓购买西文书籍,也是得陈寅恪等提醒,而开始搜购收藏以备回国后教研之需。吴宓1919年8月18日日记写道:“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亦充橱盈笥,得数百卷。陈君及梅君,皆屡劝宓购书。回国之后,西文书籍,杳乎难得,非自购不可。而此时不零星随机购置,则将来恐亦无力及此。故宓决以每月膳宿杂费之馀资,并节省所得者,不多为无益之事,而专用于购书,先购最精要之籍,以次类及。自本月起,即实行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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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在美国哈姆林大学留学时的两张照片,刊发在该校一份学生刊物上此二图不属哈佛档案馆,林伟提供

  4月25日,吴宓在日记里写道:“近常与游谈者,以陈(陈寅恪)、梅(梅光迪)二君为踪迹最密。陈君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宓倾佩至极。古人‘闻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信非虚语。陈君谓,欲作诗,则非多读不可,凭空杂凑,殊非所宜。又述中国汉宋门庭之底蕴,程、朱、陆、王之争点,及经史之源流派别。宓大为恍然,证以西学之所得,深觉有一贯之乐。为学能看清门路,亦已不易,非得人启迪,则终于闭塞耳。宓中国学问,毫无根底,虽自幼孜孜,仍不免于浪掷光阴。陈君昔亦未尝苦读,惟生于名族,图书典籍,储藏丰富,随意翻阅,所得已多;又亲故通家,多文人硕儒,侧席趋庭,耳濡目染,无在而不获益。况重以其人之慧而勤学,故造诣出群,非偶然也。”吴宓在这则日记里分析了陈寅恪有过人之见识的来由,除了指出陈寅恪的勤奋与聪慧外,他认为陈出身世家名族也大有关系,耳濡目染之际,往往得潜移默化之果。同样出身书香门第的已故旅美学者林同奇在《林氏家风:中国士大夫传统现代转化一瞥》所作的家族史记录也可以例证吴宓这一见解。相形之下,吴宓对自身越来越不满意,基本上是自我否定的负面评价,而他回国后表现出来的公共人格却又是一种极其自负、睥睨众生的特质。吴宓认为家族、阶层出身对个人治学的底蕴和眼界有莫大影响,这一观点也是他一直贯彻始终的。到了抗战后期的1943年2月15日,吴宓在为陈寅恪父亲陈三立撰写的《读散原精舍诗笔记》中由衷写道:“先生父子(指陈宝箴、陈散原父子),秉清纯之门风,学问识解,惟取其上,而无锦衣纨绔之习,所谓‘文化之贵族’,非富贵人之骄奢荒淫。降及衡恪、寅恪一辈,犹然如此,诚所谓君子之泽也。先生少为‘四公子’之一,佐父首行维新改革于湘中,坐是黜废禁锢,而名益显,望益高。所与交游倡和者广而众,又皆一世之名士学人、高才硕彦。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寅恪自谓少年勤读,盖实成于家学,渊孕有自。而寅恪之能有如斯造诣,其故略如宓以上所言,非偶然者也。”精英文化的浮沉往往系于世家大族的兴衰荣辱。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也曾经论及这一点:“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气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吴宓的女公子吴学昭也曾在《吴宓与陈寅恪》一书中写道:“听父亲说,昔年在哈佛,志同道合,情趣相投,往来密切的同窗好友,除了寅恪、锡予伯父,梅光迪和俞大维先生,还有张鑫海、楼光来和顾泰来等君。父亲常夸清华一九一八戊午级毕业同学张鑫海(后改名歆海)‘年少美才,学富志洁,极堪敬爱。’张君浙江省海宁县人,英文优长,从白璧德师学,得文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TheClassicismofMatthewArnold。又说清华一九一八级毕业同学楼光来英文极好,入JohnsHopkinsUniversity一年即得文学士学位,升入哈佛研究院治文学,成绩亦佳,‘为人严正,甚重道德。’顾泰来君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英文也极好’,一九二年初春自费来哈佛习历史兼政治。与父亲和锡予伯父相识,遂成为知友。‘三人每日同餐,同游,同出入,同研究校课,形迹极密,心情亦厚。’父亲说,诸君多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对西方文化也相当了解,在对待祖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不赞成胡适、陈独秀等的全面抨击、彻底否定、破旧立新,而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重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继承性,在现有的基础上完善改进。又说当时在哈佛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陈。张鑫海表示,‘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比与若辈鏖战一番。’”如此情怀,亦可理解,受白璧德影响而对中国文化传统深怀敬意与温情,试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而远在大洋彼岸的故国却已然陷溺在欧风美雨对传统的摧折之中,支撑中国文明的儒家传统摇摇欲坠,近乎两头不到岸的孤舟游魂。这种悲情意识与文化托命的自我认同形成了一种强固的心灵结构,既有共同的敌人,又有彼此抱团取暖的知己,并且有来自白璧德等哈佛名师的加持,也就不难理解吴宓此时此刻的心志,以及张鑫海的“鏖战”一词。其时与吴宓合租一房每日相往还的汤用彤也主张面对西方应该改变出主入奴之态度,培养独立反省之文化,不降志,不辱身,不媚外。他在一篇后来刊于《学衡》的文章中说道:“今日中国固有之精神湮灭,饥不择食,寒不择衣,聚议纷纷,莫衷一是。所谓文化之研究,实亦衰象之一。菲薄国学者,不但为学术之破坏,且对于古人加以轻谩薄骂,若以仇死人为进道之因,谈学术必须尚意气也者。……主张保守旧化者,亦常仰承外人鼻息,谓倭铿得‘自强不息’之精神,杜威主‘天(指西方之自然研究)人(指东方之人事研究)合一’之说,柏格森得‘唯识’精义。……盖凡此论者,咸以成见为先,不悉其终始,维新者以西人为祖师,守旧者藉外族为护符,不知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新旧淆然,意气相逼,对于欧美,则同作木偶之崇拜,视政客之媚外,恐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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