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丁帆驻校“春讲”

日期:2020-01-11编辑作者:娱乐

彩世界,  4月22日,由我校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主办、人文学院承办的第九季“春秋讲学”系列活动圆满落幕。陕西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贾平凹和南京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丁帆应邀驻校两周,参与“春秋讲学”系列活动,带来了精彩演讲和多方位互动。

首届“在场主义散文奖”获奖作品揭晓后,引来各方关注。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其中的五位评委孙绍振、陈思和、丁帆、刘亮程、康震,他们就这次评奖的总体印象,怎样体现散文创作的总体走向,如何凸显散文文体创新的意义,怎样理解散文写作的专业精神等问题发表见解。 “在场主义”关注精神在场,关键是要写出真实的感情 记者:请您结合评奖的过程和结果,简要谈谈对这次“在场主义散文奖”评奖的总体印象。 陈思和:这次评奖的过程比较简单,评委们没有聚在一起开会,也没有在投票前发表各自的意见,都是个人独立阅读后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通信投票的,每个评委对优秀散文的标准肯定不一样,所以投出来的结果,只是一个综合的结果。 丁帆(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在评奖过程的最终结果中采取了主动回避制,更加凸显其公正性。要说遗憾,任何评奖都会留下遗憾,问题就在于怎样将遗憾降至最低值,才是大家所要努力的结果。 孙绍振(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虽然评委在各省分别投票,就总的结果来看,得奖作者还是比较集中,尤其是一等奖获得者林贤治得到绝大多数评委的认可,这是令人欣慰的。其他两名得奖者周晓枫和龙应台也可以说是众望所归,至于其他比较年轻的得奖者大致也还是公平的。 记者:一个文学奖项的结果,最能体现它所想表达和呼喊的声音。在场主义奖最终结果公布,您如何看待这个结果?它的倾向性和选择性何在?它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立场? 刘亮程(散文家):头奖给林贤治代表了在场主义散文奖的价值取向。林贤治可能是他那一代作家中最寂寞的一位思想者,一块精神的“硬骨头”。《旷代的忧伤》写作时间跨度数十年,对人类灵魂和精神的追问和呈现却一如既往,是一部让我们看见那些伟大灵魂的书。周晓枫的《雕花马鞍》是女性散文难得的收获,其文字有极端的妖娆之美。 在场主义关注精神在场。它的内涵是宽泛的,适合所有好散文。我个人还倾向于突破纯文学范畴,在中国传统的文章概念内评选散文,从这个意义讲,那些文字上乘影响非凡的随笔,政论,经济民生论文,哲学宗教著作等都在评选范围,在场主义应该是一个面向天下文章的散文大奖。 康震(北师大文学院副院长):“在场主义”散文,我的理解就是有感而发,言之有物,不空谈,这就是散文创作的根本所在,关键是要写出真实的生活,要有真实的感情。本来就是不拘形态的。至于我选择的标准,就是尽量让其中有更多的多元的代表。不能选择同一题材的作品。 体现“在场主义”,还是凸显文体创新,这是两难选择 记者:一般来说,一个权威的奖项,或能预见或引领一个时段的创作风潮和走向,我们能从中窥见一种规律性的东西。从这次评选的结果,特别是从分量最重的散文奖和提名奖的名单看,似乎很难找到共同的规律。您是怎么看的? 孙绍振:我觉得从这次评选结果来看,一个明显的规律就是大家对于散文的思想锋芒有比较高的要求,这是符合在场主义散文流派的精神的,林贤治的得奖可能就是跟这一点有关。 陈思和:林贤治先生的散文有着鲜明的特点,这是不言而喻的。他获得票数最多也说明了评委们某些一致的态度。同时,评委们是在互不影响的情况下投票的,各自的趣味不同必然会使票数分散,所以首奖与提名奖并不呈现同一种风格是很正常的。 丁帆:这个奖项对于我来说,我不在乎它的钱多钱少,我在乎的是它的价值立场———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不管他人怎么投票的,我是尊崇了这个原则的。从投票结果上来看,大家也是不谋而合的。 记者:从个人的阅读感觉看,林贤治的获奖散文,偏重于以一种激情的叙述撞击思想的内核,能给人以心灵的震动。周晓枫和龙应台的散文,则偏重于细节和感觉的叙述,更多包含了一种于无声处叩击人心的意味,相比之下,这更能体现散文写作的艺术水准。当然,这两种写作的方式应该说各有千秋,但其中也能看出一种思想的焦虑。或许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太缺少能见出大气象的思想和精神了吧。您以为呢? 孙绍振:你说得完全对,从在场主义散文奖来说,我们这一次比较注重在场,但是对于散文这一点还不能说已经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如果纯粹从散文的发展来看,周晓枫无疑更有文体意义上的突破,在这点上,似乎评委之间还有待于取得共识,可能这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 丁帆:我并不同意你的这种说法。如果说周晓枫还有你所说的那种重细节和感觉的特点,那么,龙应台恰恰是要通过细节的表述来表达一种大境界,和她同期的另一部大散文相比,这一部作品显然逊色一些,但是“龙风犹存”。更不用说大家对林贤治的看好,正是看中了它的大气磅礴和思想的敏锐,这正是大家对近二十年来散文思想表达下坠的不满的表达和反弹。一个没有激情的散文时代是一个文学悲哀的时代! 记者:从获奖作品名单看,基本上都是专注写散文的作家获奖。其实,有些跨界写作的作家在散文创作上并不逊色,比如韩少功、北岛、张承志、贾平凹、张炜等等。这样的评选结果,是否也意味着对散文写作专业精神的肯定与激扬? 丁帆:你说的这个现象我还没有意识到,我是只看作品说话的。你说的这些大家,可能散文写得很好,但是,由于评奖的角度不同,所以不在我的遴选范围之内。比如张炜,倘若评选一个浪漫主义的散文大奖,我首推的就是他。 孙绍振:你说的这些散文家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而且他们的散文已经获得过全国大大小小的奖项,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评委们对他们有更高的要求。如果他们的作品没有更显著的发展的话,一般来说评委们更愿意把票投给一些尚未得到充分肯定的新人。 记者:这次奖项的新锐奖部分,给我一种庞杂的印象。创作形式的多样化,无疑值得赞赏。但从年龄段上来考量,未免过于分散。通常,我们对“新锐”的理解,是包含了年龄的界定,或许还有文体的创新。该怎么理解体现在这一奖项中的“新锐”? 孙绍振:新锐就是要杂。以杂来拓开视野。不宜过早地考虑集中。 丁帆:的确,“新锐奖”也是我最不满意的部分,因为终审也只能是“带着镣铐跳舞”,所以就我而言,只是就我的审美观来进行质量的评审而已。要说遗憾,这就是最大的遗憾。 奖项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关键在于它的质量和人心所向 记者:相对于小说所受到的关注,散文写作近年来确实会显得沉寂无序,缺少振臂一呼从者云集的旗帜。您认为当下的散文界最缺乏的是什么,最应该号召的是什么?做什么样的事情才是对这种文体做真正的推动?对于我们现在所做的各种尝试,无论目的与结果,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刘亮程:沉寂无序是散文常态。散文本来就是不易轰动的文体,靠一两篇散文引起巨大关注这也是从来没有的事。一个散文作家写数年,数十年,出一个集子,出来时已是旧文,谈何轰动。散文写作注定是沉寂的。这数十年来,中国以散文名世的作家不出两三位,小说名家却很多。说明散文写作难度高,大家不易出。当下的散文写作整体平庸,缺少与大地血肉相连与生活气脉相通的大散文。这也是事实。对当代文学,我们只有在阅读中期待,在期待中阅读。评奖亦如此,奖年年要评,好文未必年年有。平常年代,平常心对待。 记者:“在场主义散文奖”,尤其值得关注的,或许还有它如此之高的单项奖金额度。近年,国内各个奖项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得奖金额度节节攀升。应该说,奖金的高低,与一个奖项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丁帆:我同意你的这种说法,一个奖项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不在于它的钱多钱少,关键就在于它的质量和人心所向。最近我也在参加鲁迅文学奖的终审,我以为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评审,这一点才是最低原则,当然,也是评奖的最高原则! 孙绍振:你的这种提法我不赞同,把奖金的数额和奖项的质量简单地对立起来,在逻辑上犯了轻率概括的错误。 陈思和:关于奖项的奖金额度,总是越高越好,何况现在我们主流社会舆论对文学的重视还远不到“重赏”的程度。民间有识之士能够投资设立奖项,是促使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发展的有力推动,我以为,根据不同文学观念、审美观念、甚至于对文学的不同理解而设的各种文学奖金越多,对繁荣文学创作越有利,因为它消解了独尊一家的文学观念。 对于作家而言,获奖总是可遇而不可求。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不会为了奔奖金去写作。再进一步来讲,高额奖金对获奖作家当然是一种有益的回报和鼓励,但是决不会因为获奖了,作家就变得更优秀一些。所以我们还是要以平常心来看待这类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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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涵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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